论在军事计划或组党事业中，旅俄华工的角色只是昙花一现。利用外国帮助组建武装为某主义而战，置国家领土完整于不顾，强行促使政权更迭，是一个万不可坠入的陷阱。
旅俄华工参加保卫苏维埃的战斗。图为由中国工人组成的红鹰团
原载《世纪》杂志，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历史档案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旅俄华工在"西北计划"中昙花一现
早在1912 年孙中山就力主“和平建设”的发展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他对1917 年苏俄革命的一系列政策持有异议不足为怪。但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在寻求境外支持者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极大的期望，利用旅俄华工组建军队的“西北计划”顺势提出。 与此同时，1919 年列宁手创的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西北计划”的设想一度成为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契合点，他们把计划的实施寄希望于旅俄华工。1923 年蒋介石曾率团到苏俄访问近三个月，讨论具体实施“西北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西北计划”遭苏俄否定而夭折。
孙中山寻求苏俄军事援助的 “西北计划”
据现有资料，孙中山“西北计划”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它与孙中山中德俄联盟的外交架构设想有关。1918 年12 月， 时在德国的曹亚伯（曾为孙中山“护法”筹得巨款）把孙中山的一个“计划”或“建议”交到德国外交部。内容是承认他的南方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应在粤、桂、闽、赣、湘、滇、黔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德携手把日本、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势力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第二，曹亚伯提出了中国（广州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联盟的建议：在苏俄红军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 名旅俄华侨和10000 名德国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军，亲孙的军队则从国内西南方向北上接应，推翻北京政府。此后，中国要收回关税自主权，德国援助中国发展教育及工业。为此必须在苏俄或蒙古建立革命根据地。日本成城大学田岛信雄和德国郭恒钰二教授对这个问题有精辟考察。
十月革命后苏俄据其《和平法令》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一方面援助西伯利亚境內白俄军反对新俄政权， 另一方面强迫中国在1918 年5 月16 日与之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据此中国被定为军事行动区，中国军队要听从日本司令官指挥。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遭到强烈反对。条约酝酿时，由孙中山担任大元帅的南方非常国会于4 月29 日通电抗议。条约墨迹未干，5 月18 日上海《民国日报》再表态，称赞列宁政府的对外政策“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 务使人民悉登乐土”。该报还先声夺人主张中国应把俄国作为榜样“ 取以为法”。
此后，孙中山向苏俄发了电报。“很曲折地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到俄国。1918 年7 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向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透露：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列宁此时正受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这一封信，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 六七年后，担任孙中山总政治顾问的鲍罗庭也曾经回忆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鉴于此时苏俄根基未稳，孙中山并没有向苏俄方面提出求援问题。
孙中山的友好表示得到苏俄回应。1920 年苏俄函请孙中山“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孙中山则建议苏俄等待，到他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北京政府，执掌中国大权后再谈也不迟。当时他正在寻求列强对其实业计划的支持，担心后者会因他“亲俄”而拒绝帮助，这种情况下，“西北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
苏俄使者的特殊使命
1919 年3 月由列宁手创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彻底埋葬它的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所以第三国际是“行动的”国际，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缩短社会发展进程”。季诺维也夫甚至邀请共产国际二大的与会者倾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鸟鼓翼欲飞“拍打翅膀”的声音。托洛茨基设想过派遣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从苏俄亚洲部分直到阿富汗，一举完成所经地区的苏维埃革命。布哈林建议“往资产阶级腐朽的大厦里捅上一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钢棍”。今天有俄罗斯学者称，“当时整个共产国际领导层全都沉浸在积极行动的左倾主义中不能自拔”。共产国际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苏俄无产阶级帮助下，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设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
但是中国舆论的关注点不在这里，而是苏俄在1919 年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的承诺：废除沙皇同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和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给中国。这是苏俄为摆脱其外交困境而做的姿态。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期盼一个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出现。
共产国际和俄共( 布) 向许多国家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的М.Г. 波波夫，玛特维耶夫·鲍德雷，A.C. 波塔波夫，Г.Н. 吴廷康，威廉斯基- 西比利亚科夫，马林（H·斯内夫利特) 等，其使命全是在中国寻找“亲”苏的势力，煽动阶级斗争，并“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莫斯科要求其代表：在广州政府里寻找能够在全中国制造起义的人。干预色彩相当强烈。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代表们奉行的工作方针是：“想方设法利用和激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冲突，“利用远东现存的政党”，“对远东的亚洲邻国最大限度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这些代表无一例外认为苏俄“风景独好”，他们则像普罗米修斯，给中国带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天火。于是对苏俄态度便成了他们挑选联络对象的标准。陈炯明的“入选”就是因为他在漳州的改革和1920 年致函列宁表达联俄愿望，莫斯科大喜过望，认为能以陈为中心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